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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陈老板摇摇头，“脑子活的，手脚勤快的，能赚着。

    像村西头的王寡妇，会做山楂糕，做得特别好，城里人喜欢，她就多做点，在我这儿寄卖，一个月能分不少钱。

    村东头的赵木匠，会做小玩意儿，木雕的鸟啊，兔子啊，城里人当玩意儿买，也挣着钱了。

    可那些只会种地的，就沾不上光。

    地还是那些地，租子还是那些租子，该穷还穷。”

    从杂货铺出来，林怀安和苏清墨又走了几户。

    有做豆腐的张家，豆腐卖到疗养院，一天能挣一块多；有养鸡的刘家，鸡蛋供给疗养院和几家富裕农户，日子也过得去；有赶车的孙家，专门接送城里人，虽然辛苦，但收入稳定。

    这些人家，虽然也说不上富裕，但至少屋里像样，孩子能吃饱，有的还能上学。

    问他们有什么秘诀，答案出奇地一致：脑子活，不单靠种地。

    “可那些只会种地的呢？”

    走访完第五家，苏清墨忽然问，“他们就活该穷吗？”

    林怀安答不上来。

    他想起刘大爷，想起赵寡妇，想起那些只会种地、却连地都没有的农民。

    他们难道不想脑子活吗？

    可他们不识字，没本钱，没门路，能怎么活？

    “去李石曾先生办的那些地方看看。”

    林怀安说。

    他们去了村里的编织合作社。

    这是李石曾推动成立的，教村里的妇女编草帽、编篮子，统一收购，卖到城里。

    合作社在一间大屋里，十几个妇女围坐在一起，手里忙着，嘴里聊着。

    见他们进来，一个三十来岁、剪着短发的妇女迎上来，她是合作社的负责人，姓吴。

    “吴大姐，我们是从北平来的学生，想了解一下合作社的情况。”

    林怀安说明来意。

    吴大姐很健谈，带他们参观，介绍。

    “合作社是李先生前年办的，请了师傅来教。

    开始没人愿意学，说编这玩意儿，能卖几个钱？

    后来真卖出去了，一顶草帽能卖两毛，一个篮子能卖一毛五，大家才信了。

    现在有二十多人在这做，按件计钱，手快的，一天能编两顶帽子，一个月能挣十来块呢！”

    “那她们家里的地…”

    “地还种着，但农闲时来这儿，能多份收入。”

    吴大姐说，“像王嫂子，男人腿脚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家里就靠她。

    以前就靠那两亩地，交了租子，剩不下啥。

    现在来这儿编帽子，一个月能挣七八块，够一家糊口了。”

    苏清墨仔细看着那些妇女的手。

    粗糙，布满老茧，但灵巧。

    几根草，在她们手里翻飞，不一会儿就编出帽檐，编出花纹。

    “这些帽子都卖到哪儿？”

    “北平城里，还有些卖到天津。”

    吴大姐说，“城里人喜欢，说戴着凉快，样子也好看。

    有时候订单多，我们还忙不过来呢。”

    “那…”

    苏清墨犹豫了一下，“李旭海老爷，对合作社有意见吗？”

    吴大姐脸上的笑容淡了些：

    “李老爷…嘿，开始是有点意见，说女人家不在家干活，出来抛头露面，不成体统。

    后来看我们真能挣钱，也就不说啥了。

    不过，我们的草料，得从他家买，价钱比外面贵一成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们还买？”

    “不买不行啊。”

    吴大姐压低声音，“这村里，地是他的，山是他的，草也是他的。

    不买他家的，他一句话，你就别想在这儿待了，而且从外面买运费高，质量和供应量上也没有保证。”

    从合作社出来，两人心情复杂。

    合作社是好事，让妇女有了收入，但依然受制于地主。

    就像一根细细的藤蔓，挣扎着向上生长，但根还扎在地主的土地上。

    “去豆腐坊看看。”

    林怀安说。

    豆腐坊是村里的老户，张家三代做豆腐。

    但以前只做本村生意，一天做一板豆腐，够卖就行。

    自从温泉疗养院开起来，城里人多了，豆腐需求大了，张家就扩大了规模，一天做三板，还添了豆浆、豆腐脑。

    “城里人爱吃豆腐，说比城里的嫩。”

    张家当家的，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一边点卤水一边说，“疗养院包了我一半的豆腐，剩下的卖给村里人。

    现在一天能挣一块多，赶上以前三四天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这豆子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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